诗人陈梦家：最后一弯新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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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铁血网
1987年，在中国访问的《纽约客》记者Peter Hessler在河南安阳考古图书馆里见到一本题为《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》的书，他奇怪地发现，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没有作者署名。他询问工作人员是否知道这本书的作者，工作人员回答道：“陈梦家，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。”
“陈梦家还活着吗？”Peter接着问。
“他早在文革中就自杀了。”
“这里还有谁认识陈梦家？”
工作人员让他去找老杨。老杨告诉这位“纽约客”，陈梦家的这本书是作者四十年代在美国时写的，而待出版的时候他已经是“右派分子”，人民的敌人了，所以不能署名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陈梦家作为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被批斗，还曾因为“男女关系生活作风”问题挨批，最后服药自杀。
什么是“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”？老美不懂。
“意思就是，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。”老杨说。
啊？事情竟然是这样？残酷啊！
陈梦家，著名的新月派诗人，同时也是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。原藉浙江上虞，1911年4月16日生于南京西城某神道院，自幼在南京长大。八岁那年举家迁往上海。他的家庭宗教氛围浓厚，父亲是前南京金陵神学院陈金镛。陈梦家回忆早年生活时说：“我的家基于这种情形，使我们为儿女的不受时俗恶习的熏染，而完全享幸福于一个维新的家庭。”“当我是婴孩的时候一位老牧师为我施洗，……在情绪上我不少受了宗教的熏染，我爱自由平等与博爱，诚实与正直，这些好德性的养成，多少是宗教的影响。”（陈梦家《青的一段》）
陈梦家曾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律，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。但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，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，1931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梦家诗集》，并立即出了名。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。大学毕业后，陈梦家曾在安徽芜湖中学任教半年，遂又上北京，在燕京大学神学院修读。半年后，他转到燕京大学的中文系就读，并在该系任助教。此后的陈梦家开始以一位浪漫派诗人的形象出现。正是在燕大期间，他邂逅了与其相伴一生的神仙妹妹——赵萝蕤。
陈梦家与赵萝蕤
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，其父赵紫宸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，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，黄摩西的学生，早年曾留学美国。到她上学时，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。1926年，赵紫宸接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，赵家迁往北京。这一年，赵萝蕤14岁。1928年，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，受业于郭绍虞、马鉴、周作人、顾随、谢冰心等名教授。翌年，转系攻读英国文学。1935年，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，转入西语系任助教。
1936年，陈梦家与赵萝蕤结婚。陈、赵的结合，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一定的关系。陈梦家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，赵萝蕤的父亲则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、神学家。相似的家庭背景，加上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，使二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
左二人为陈梦家与赵萝蕤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，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，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。联大虽由清华、北大、南开组成，但仍循清华旧规：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。这样，赵萝蕤便作出牺牲，一面在家操持家务，一面做些翻译工作。此时的赵萝蕤“勤读而多病。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，几于无不披览。师生群推之。”
当时，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与西南联大有一个交换教授的规划，陈梦家被选派为交换教授之一，于1944年首度赴美。赵萝蕤也一同前往，并进入了当时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。
在美国期间，陈梦家赵萝蕤夫妇还会晤了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。艾略特是陈梦家和赵萝蕤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，早在清华读书时，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，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《荒原》。她也是《荒原》的第一位中译者。
1947年，陈梦家返回陷于内战中的祖国，到清华大学任教授。而赵萝蕤几经周折后才在1949年初回到了当时的围城北平，见到了离别一年的丈夫。
赵萝蕤回到北平后，任燕大西语系教授，后又兼系主任，为建设一个一流的英文系四处奔走，延聘人才。
尚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即是当时受赵萝蕤的邀请，自美返国，加入燕大英文系的。巫宁坤临行前，芝大同学李政道前来话别。照相留念之后，巫问李政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？”李笑笑说：“我不愿让人洗脑子。”此等警语，无法阻止毋宁坤对故国的热望，对火热的新社会的憧憬。他后来回忆道：
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，我回到北京，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。别后不过两年多，我不无好奇地看到，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。当年在芝大，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，显得落落大方，风度宜人。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，皱皱巴巴，不伦不类，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，但风度不减当年。
到了燕园，由于我新来乍到，住房尚未分配，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作客，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。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“新月派”诗人，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，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。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。室外花木扶疏，荷香扑鼻。室内一色明代家具，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，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“斯坦威”钢琴。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……
看得出，刚回到北京的陈梦家和赵萝蕤生活是愉快的，对新政权也是充满憧憬的。然而到了1951年，风云突变，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”从天而降，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，要求知识分子，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，“改造”自己的“资产阶级思想”，清算“美帝文化侵略”，这也是第一次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清洗运动。学校停课搞“运动”，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“自我检讨”，要“人人过关”。为了能够“过关”，除了不停地检讨自己，还需“揭发”别人。此后不久，又开展了“忠诚老实运动”，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经历，“态度恶劣”者，即被“隔离反省”。……
在这种“人人过关”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面前，作为新月派浪漫诗人，小资情调严重的陈梦家自然难以躲过。巫宁坤在《燕园末日》一文中说，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，但又瘦又黑，经常皱着眉头，走起路来弓着背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，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。有一天，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，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，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：“这是‘1984’来了，这么快！”（《1984》是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的小说，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）如此言论，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，自是难逃被清洗的厄运。果然，“思想改造运动”一兴起，陈梦家就被揪了出来。
此时，身在燕大的赵萝蕤也好过不到哪里去，作为西语系主任，她不仅要检讨个人的“资产阶级思想”，还要参加各种会议，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“重业务，轻政治”的错误倾向。此时，其父赵紫宸已经被揪了出来，要求人人与他“划清界限”，其夫陈梦家正在清华遭受猛烈批判，一向镇静自若、从容不迫的赵萝蕤，一下子憔悴了。
“思想改造运动”刚告一段落，紧接着便是全国高等院校的“院系调整”。大学重组，教会学校一律解散，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、清华、师大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。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。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，离开学校，被“分配”到考古研究所，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。
……此后政治气氛突然骤变，却是陈梦家未能预料到的。
“反右”斗争一开始，作为“三反”时期的“大老虎”，陈梦家应声落网。陈梦家被划成“右派份子”的罪状之一是“反对文字改革”。早在1950年，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、割断历史，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，即开始着手汉字简化工作。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，《汉字简化方案》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。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“鸣放”中，陈梦家提出：“文字是需要简单的，但不要混淆。这些简化字，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。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。”“汉字虽然非常多，但是常用的并不多，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。……有了这三千字，就来研究怎么教。有人说汉字难学，我说不难，所以难，是教的人没教好。”“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，是简单而不复杂的，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，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。”“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，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。”“文字这东西，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，关系了子孙百世，千万要慎重从事。”“汉字为我们过去许多朝代服务过，也为革命服务过，现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也还是可以的。”……陈梦家很多意见说得很有道理，但问题是，他说得太多了，而且，他也没有正确观察当时的风向。罗隆基当时就曾说：“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，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……”
陈之被打成右派，与其才情、性情、学问均不无关系。论才情，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，天纵英才，人物风流潇洒，才子佳人，又恃才傲物，自视甚高，不免让人又忌又羡；论性情，他的诗人气质极浓，与极权制度时相冲突，又口无遮拦，好指点江山、品题人物。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，生活条件优越，赵萝蕤说“梦家喜欢朋友，对朋友从不苛求”，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，更不会拉拢投靠之类的，因此人缘较差，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；论学问，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，更在历史学、古文字学、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已蔚然成家，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，往往成就愈高，愈易遭忌恨。
划成“右派分子”后，对陈梦家的惩罚是“降级使用”。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，导致精神分裂。他曾经一度“下放”到河南农村劳动，种田、踩水车等等。1960年，由于夏鼐的关照，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“武威汉简”，并在那里干出了一番成就，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被贬兰州后，陈梦家又投入到了汉简研究之中，并以其惊人的毅力和才华，完成了《武威汉简》和《汉简缀述》两书。徐苹芳先生在评价陈梦家此一阶段的学术成就时说：“陈梦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辞和金文铜器，1960年起研究汉简，从研究武威仪礼简开始，进而研究居延汉简，主要是结合考古学的发现探讨居延边塞组织和烽燧的分布，对烽燧制度、居延史地、汉简历谱等都作过研究，仅用三四年的时间便撰写了十四篇汉简论文。”
在兰州呆了两年后，六十年代初期，政治回暖，陈梦家又被召回考古所，《汉简缀述》也得以出版。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，“文革”也爆发了。
1966年8月，老“运动健将”陈梦家被揭发有经济问题、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。“经济问题”主要是指陈的那18间房；所谓作风问题，据揭发者言，陈梦家作为解放前的新月派诗人，生活放荡，进入新社会拒不改造，与考古所某女有染。其实此女是陈梦家亲手教过的学生，后来由官方指定她协助陈梦家工作。而所谓的“学术问题”，更是欲加之罪了。
在那个“红八月”，陈梦家被揪出来接受批斗。烈日当头，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。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，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。他的家被抄，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、古玩器具、丰富的藏书，被一扫而空；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，“宁娘子的象牙床”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，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。此时，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，曾两次发病，但是送不进医院。
此时……陈梦家注定在劫难逃了。与陈梦家一起被打倒在地的还有顾颉刚、侯外庐等一大批专家、学者。……
８月24日傍晚，在被“斗争”了一整天后，陈梦家离开考古所，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。一整天非人的折磨与侮辱让他几乎出离了愤怒，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绝望感，他告诉朋友说：“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。”这时，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踪而来，在他的朋友家中，强行将他按跪在地上，对他进行又一轮的叱骂和毒打。随后，这些人把他又押回考古研究所。
那天晚上，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，不许回家。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，妻子疯了，房子被占了，家被抄了……那个晚上，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，使他感慨万千。自美返国之后，他没过过几年安稳的日子，“思想改造”、“三反、五反”、“反右”……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，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。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，没有朋友，更没有学生，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不仅精神出现了问题，而且两人之间也产生了裂痕，曾经的“神仙眷侣”几成陌路……没有人同情，也没有人理解，他的生活完全变了……（文革结束后，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关于陈梦家的书，10万字左右。赵拒绝了，“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。5万字都写不出。”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。很难想象，这一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……）在那个夜晚，邻近考古所的东厂胡同有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。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，除了用棍棒打，用皮鞭抽，用沸水烫……“简直像杀猪一样。”附近的居民说。凄厉的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，邻居们不忍聆听，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。
那个晚上，陈梦家更是听得不寒而栗，他想到了死……
1966年8月24日，也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最严重的阶段。他们满城抄家，到处打人，其野蛮和残忍，无知和疯狂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简直已经丧失了人性。也正是在那一天，另一位不堪其辱的老人、“人民艺术家”老舍，正徘徊在城北的一片湖边，他要以死来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……
在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夜晚，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，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。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，他没有死成。十天之后，陈梦家又一次自杀。这一次，他选择了自缢，一种更绝望的死法，他决计要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这非人间的世界……他死时，已经没有“新月”……
“文革”结束后的1979年，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。在这年1月25日出版的《考古》杂志第1期第19页有一则报导：“黄文弼、陈梦家、颜誾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”，文中称，陈梦家先生“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、‘四人帮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，终年五十五岁。”所有的一切都要由一个叫“路线”的东西来承担，与你无关，与我也无关，你没有打过他，我也没有骂过他，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，大家渐渐都忘了，忘了好啊，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就好像他还没有死，悲剧也从不曾发生过……真是太忙了，谁还记得当年那个才子诗人、饱学之士陈梦家呢？
陈梦家，才子而生当乱世，这是他的不幸；乱世而逼死了诗人，这是时代的不幸。陈先生写诗的生涯虽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，大半辈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献，但他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诗歌。“没有忧愁，/也没有欢欣；/我总是古旧，/总是清新。……也许有天/上帝教我静，/我飞上云边，/变一颗星。”（《铁马的歌》）这多么像他一生的谶语！
诗人，安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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